历史考证

第一，《尉缭子》成书于什么年代？

关于《尉缭子》的成书年代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已注明六国时。1972年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一批竹简中，发现若干《尉缭子》残简。经整理后，其内容与今本大体相符，银雀山汉墓已被断定为西汉武帝初年墓葬，其随葬竹简的书写时间当然还要早些。从其书写中不避讳汉初几个皇帝的名字如邦、恒、启、彻等来看，竹简书写时间应在汉以前。而竹简书写时间又必定在该书已经广为流传之后，那么，成书年代自然还应更早。所以《汉书·艺文志》注明六国时是可信的。

第二，《尉缭子》的作者尉缭是梁惠王时的还是秦始皇时的？

本来，《尉缭子·天官第一》就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句。因此一般都认为尉缭是梁惠王时人。但由于史书中，梁惠王时并无有关尉缭其人的记载，而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却记载有秦始皇十年有个大梁人尉缭，被秦始皇任为国尉。因此，有人就认为《尉缭子》可能是秦始皇时的尉缭所著。这个问题至今尚在争论中，在没有发现更多的证据前，一时尚难定论。但我们认为，梁惠王于公元前369-前319年在位，距秦始皇十年约八十多年，两个尉缭不可能是同一个人。,既不是同一个人，那么，如果是秦始皇时的尉缭写的，为什么他与素始皇的谈话，偏要说成是与梁惠王的谈话呢？是托古吗？相隔只几十年，也谈不上古。托名吗？秦始皇的威名比东败于齐，西丧地于秦，南辱于楚的梁惠王显赫得多，身为秦国国尉的尉缭又何必要去托一个史无记载的尉缭之名呢？而且书中所谈的内容多是强调务农战、修号令、明刑赏、审法制等思想，都反映了当时山东六国变法图强的政治思想，这些主张，对梁惠王来说，无疑是力挽危局的有效办法。,而对于早经商鞅变法，已经强大起来，正力图征服六国的秦始皇来说，则近于无的放矢的陈词滥调了。特别是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所载尉缭说秦王之词：以秦王之疆，诸侯譬如郡县之君，臣但恐诸侯合纵，翕而出不意，此乃知伯、夫差、氵昏王之所以亡也。愿大王勿爱财物，赂其豪臣，以乱其谋，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。这些已为秦王所采用，并收到实效的谋略，却不见有一点反映于《尉缭子》书中，可见秦尉缭与《尉缭子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。,此外，书中提到吴起与秦战而颂扬吴起，也说明《尉缭子》一书不可能是秦始皇时的尉缭所作，而是梁惠王时的尉缭所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