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作背景

洛阳城自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迁都于此，直到孝武帝元修天平元年迁都邺城止，一直是北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尤其是孝文帝推行改革后，洛阳城达到空前的繁荣，一时文物典章都极为可观。其间因为天子后妃带头佞佛，王公士庶竞相舍宅施僧，上起太和末，下至永熙，四十年间，修建寺宇达到1300余所。

这些浮图建筑的壮丽，装饰的华美和贵家的豪奢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寺院见证了北魏京城洛阳的兴废，不少大伽蓝还成为重大历史事件的舞台。《洛阳伽蓝记》作于北魏灭亡，东西魏分裂后，杨衔之借佛寺盛衰，反映国家兴亡，其中既寄托了故国哀思，又寓含着治乱训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