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序

　　元年正月三日，差充行营司参谋官。四日，除尚书右丞、充留守。五日，改充亲征行营使。二月三日，以姚平仲事罢职。五日，以士庶伏阙复旧职，改充都大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。金寇退师，除知枢密院事。六月，差充河北、河东路宣抚使。七月，出师，次怀州。八月，召赴阙议事。九月，还次封邱，除观文殿学士、知扬州。十月，以言者改差提举亳州明道宫。寻落职，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，建昌军安置。寻移宁江。以二年行次长沙，闻召命复官，除资政殿大学士、领开封府事。时金寇再犯阙，半年，京师之围未解，四方盗贼蜂起。余荷两朝厚恩，国步艰难，不敢自爱，方率义旅以援王室。追念自乙巳之冬迄今才岁余，一身之进退荣辱、天下之安危利害，纷然如此，岂非真梦耶然一岁之间再致大寇，虽曰天数，亦人事也。去春致寇，其病原于崇观以来军政不修，而起燕山之役。去冬致寇，其病原于去春失其所以和，又失其所以战。何也贼以孤军深入，前阻坚城而后顾邀击之威，当是时不难于和。而朝廷震惧，其所邀求，一切与之。既割三镇，又质亲王，又许不赀之金币，使贼有以窥中国之弱，此失其所以和也。诸道之兵既集，数倍于贼，将士气锐而心齐，朝廷畏怯，莫肯一用，惩姚平仲劫寨之小衄而忘周亚夫困敌之大计，使贼安然厚有所得而归，此失其所以战也。失此二者之机会，故令贼志益侈，再举南牧无所忌惮，遂有并吞华夏之心。譬犹病者证候既明，当用毒药而不用，虽暂得安，疾必再来，此必至之理也。以今日而视去岁，人心、国势之不相侔，何止相什百哉！臣子之义，惟当奋不顾身，死以殉国家之急。及其成功，则天也。然自是之后，朝廷非大有惩创，士风非大有变革，内外大小同心协力，以扶持宗社、保全家室为事，扫去偷惰苟且之习，娼嫉谮诉之风，虽使寇退，亦岂易支吾哉。故余于此录记其实而无隐，庶几后之览者有感于斯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