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三 上智部·诸葛亮

　　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。亮答曰：“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。故匡衡、吴汉不愿为赦。先帝亦言：‘吾周旋陈元方、郑康成间，每见启告，治乱之道悉矣，曾不及赦也。’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，何益于治乎？”及费祎为政，始事姑息，蜀遂以削。
　　蜀国有人批评诸葛亮在发布赦令上很吝啬，而法令又过严。诸葛亮对此回应说：“治理天下应本着至公至德之心，而不该随意施舍不当的小恩小惠。所以汉朝的匡衡、吴汉治国理政就认为无故开赦罪犯不是件好事。先帝刘备也曾说道：‘我曾与陈纪（字元方）、郑玄（字康成）交往，从与他们的交谈中，可以明了天下兴衰治乱的道理，但他们从没有说过大赦罪犯也是治国之道。’又如刘表父子年年都有大赦之令，结果身死国灭，赦免罪犯对治理国家有什么好处呢？”后来费祎主政时，采用姑息宽赦的策略，蜀汉的国势也因此逐渐削弱不振。

　　〔评〕子产谓子太叔曰：“惟有德者，能以宽服民；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鲜死焉；水懦弱，民狎而玩之，则多死焉。故宽难。”太叔为政，不忍猛而宽。于是郑国多盗，太叔悔之。仲尼曰：“政宽则民慢，慢则纠之以猛；猛则民残，残则施之以宽。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，政是以和。”商君刑及弃灰，过于猛者也；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，过于宽者也。《论语》赦小过，《春秋》讥肆大眚。合之，得政之和矣。
　　（评）、春秋时郑国的子产对后继者太叔说：“只有具有大德的人，才可以用宽容的方法来治理人民；次一等的就只能用严厉的律法来治理了了。猛烈的大火，人看了就感到害怕，因此很少有人被烧死；平静的河水，人们喜欢接近嬉戏，却往往因此被淹死。所以用宽容的方法治理国家是很困难的，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。”后来太叔治理国家，不忍心用严厉的方法，从而导致郑国盗匪猖獗，民怨沸腾，太叔非常后悔，但为时已晚。孔子说：“政令过于宽容，百姓就会轻慢无礼，这时就要用严厉的律法来约束他们；过于严厉，百姓又可能凋残不堪，这时则要用宽松的政令来缓和他们的处境。用宽容来约束残弊，用严厉来整顿轻慢，这样才能做到人事通达，政风和谐。”战国时，商鞅对弃灰于道的人也要加以刑罚，这样就未免太过严苛了；梁武帝看见执行死刑就会心有不忍，往往流着泪把罪犯给释放掉，这样又太过宽容甚至显得有些懦弱了。《论语》有“对小的过错予以宽容”的说法，而《春秋》曾讥斥“那些放纵有大过错的人”。二者只有调和得当，才能实现政事的和谐。